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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一分快32024-04-02 17: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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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“冷资源”变为“热产业”******

　　作者：常理

　　刚刚过去的2022年，对中国冰雪运动来说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。2022年初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聚焦了全世界冰雪爱好者的目光，冰雪运动在我国打破了时间、空间的限制，实现了3亿人参与的目标，中国冰雪运动进入了新时代。

　　和2023年一起到来的是北京冬奥会过后的第一个雪季。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，全国各地冰雪运动持续升温、活力四射：已经是第九届举办的全国大众冰雪季活动，预计将带动全国超1.5亿人次参与；在哈尔滨，松花江面积雪盈尺，冰上撑橇、冰上龙舟、雪地风筝等构成冬日北国别样风景；在上海，10多块季节性移动冰场如雪花般散布；在重庆，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银装素裹，游客们尽享冬季运动的激情与欢乐……

　　行稳方能致远。过去几年，冰雪运动的种子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、开枝散叶，冰雪产业成为不少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。前不久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（2022—2035年）》明确提出，推进冰雪运动“南展西扩东进”，带动群众“喜冰乐雪”，这彰显了我国持续发展冰雪运动的决心。冰雪运动种类丰富、形式多样，可满足不同年龄、不同门槛的消费人群需求。发挥好冬奥会余热，推动冰雪运动持续健康发展，将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内需、刺激消费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，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活力。

　　打好“融合牌”，让产业旺起来。冰雪产业链条长，上游涉及各种冰雪装备、器材，冬奥会上亮相的国产雪车、雪蜡车、冰刀、速滑服等，都是中国制造向冰雪产业拓展的成功案例；下游涉及文化、旅游、培训等行业，集聚了大量资源，“冰雪+”正成为人们冬季休闲健身的新选择。进一步推动冰雪产业与关联产业需求对接、资源整合、协同发展，提供更加多元的产品和服务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冰雪活动和赛事IP，让冰雪运动的激情保持下去，成为全民健身新方式、健康中国新动力、社会活动新时尚。

　　打好“四季牌”，让企业强起来。众所周知，冰雪运动对于季节性的要求很高，一些欧洲国家雪季持续时间较长，雪场经营具备先天优势。在我国，由于气候原因，很多雪场一个雪季的运营时间仅3至4个月。这就要求企业打好“四季牌”，冬季滑雪，春季踏青、夏季避暑、秋季露营，探索冰雪场地建设和季节转换新路径，满足不同季节、不同消费群体的运动休闲需要。目前，中国冰雪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，百姓对于冰雪运动的喜爱需要一个培育过程，企业需要沉下心来，练好内功，不断为冰雪运动发展创造营造良好氛围。

　　打好“民生牌”，让群众富起来。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。我国冰雪资源丰富，这些年，各地通过发展冰雪产业，建设了一批冰雪小镇以及冰雪度假胜地，不仅提升了当地知名度，引来投资和消费，还提高了当地老百姓收入水平，促进地方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。作为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要竞赛场地之一，崇礼从一个小县城变成了世界闻名的滑雪胜地，不少当地人端起了“雪饭碗”，吃上了“冰雪饭”。因此，要不断推动“冷资源”变为“热产业”，释放冰雪红利，让冰雪运动进一步火起来。（常理）

东西问｜王素：汉字能从“汉字文化圈”迈向“地球村”吗？******

　　中新社北京12月13日电题：汉字能从“汉字文化圈”迈向“地球村”吗？

　　——专访中国著名历史学者、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

　　中新社记者李京泽高凯

　　每逢年终岁尾，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、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地的人们会精心选择年度汉字来反映一年来的世态百相。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成为惯例，汉字的魅力一次次显现，其蕴藏的文明密码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目光。

　　人们为何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？作为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从未间断、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字，汉字的魅力从何而来？未来汉字能从“汉字文化圈”迈向“地球村”吗？中国著名历史学者、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指出，每一个汉字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，看到汉字，就看到了文化，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“汉字文化圈”，再从“汉字文化圈”大步迈向“地球村”，应该为期不远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每年进入12月份，年度汉字开始在亚太多个国家和地区被陆续选出，评选活动受到普遍关注和欢迎。人们为何不约而同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？

　　王素：首先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“汉字文化圈”。二战后，日本东京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西嶋定生提出著名的“东亚世界论”，认为“东亚世界”是以中华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形成的世界。该世界的构成含有汉字文化、儒教、律令制、佛教四要素。除中国外，东亚地区的日本、韩国、朝鲜、蒙古国，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越南等国，都曾长期以汉字为交流工具，属于“汉字文化圈”。直至今日，这些国家仍是中华文化外延很重要的一部分。

　　不少国家和地区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，除了“汉字文化圈”因素外，还与当地生活着不少华人，或有大量华裔存在一定关系。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脉，也是华人、华裔与中华故土联系的重要纽带。

“香港年度汉字评选2022”记者会，公布10个候选年度汉字。陈永诺摄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汉字的起源与发展，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。您认为汉字有怎样的特殊性？作为文化和文明载体，汉字有何重要的社会作用？

　　王素：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，俗称表意性方块字，确实有着从未间断的悠久历史。汉字的起源，一般认为来自原始的图画。每个汉字都有形、音、义三要素，字形排第一。所谓象形字，就是图画。

　　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《悉昙：中国和日本梵语研究史》书中指出：中印文化传统不同，中国重文字，印度重声音。他认为中国文字重字形。

　　汉字的特殊性在于象形性和表意性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序》记“六书”排序：一曰指事，二曰象形，三曰形声，四曰会意，五曰转注，六曰假借。前四书属于造字法，后二书属于用字法。造字法的重点都在象形和表意。

“字由人──汉字创意集”展览在香港举办。陈永诺摄

　　汉字的特殊性还在于字、词不分，只字可作单词，合成词可分单个字，一字多义，一词多义，作为文化和文明的载体，对于文化的憧憬和文明的升华，都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。

　　譬如，杜甫在《春日忆李白》诗中写道：“清新庾开府，俊逸鲍参军。”庾信的诗，到底是清美新颖，还是清奇新艳？鲍照的诗，究竟是英俊飘逸，还是轻俊闲逸？什么诗算得上清新，什么诗算得上俊逸？实际都是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而这种语境，对于人际沟通和群体交往都可承载一种可意会的社会作用。中华文化在这种语境中充满憧憬，中华文明在这种语境中获得升华。

由江西省博物馆与中国文字博物馆联合举办的《汉字——中国文字起源与发展》展览。刘占昆摄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汉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，应如何理解汉字作为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？

　　王素：汉字在“汉字文化圈”所属国家和地区，读音或有不同，象形性和表意性没有变化。只要粗知汉字的造字原理，看图识字，因形辨义，就能进行交流。

　　从古至今，中国的对外交流一直存在“笔谈”的传统，在“汉字文化圈”所属的国家和地区，也有大量汉字“笔谈”文献。据研究，不仅有中日、中朝、中越、中琉的汉字“笔谈”文献，还有日本、朝鲜、越南、琉球之间的汉字“笔谈”文献，甚至还有朝鲜、琉球、越南三方的汉字“笔谈”文献。

　　晚清著名诗人、外交家、政治家黄遵宪，曾在与日本汉学家宫岛诚一郎“笔谈”后赋诗云：“舌难传语笔能通，笔舌澜翻意未穷。不作佉卢蟹行字，一堂酬唱喜同风。”这是“汉字文化圈”特有的人文交流景观。汉字对于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可以想见。

　　汉字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丰富的文化内涵。譬如“信”字，从人从言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直言曰言。”又说：“信，诚也。”人言必须讲诚信，内心必须信守承诺。《论语·颜渊》记孔子曰：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对于“信”字的内涵，“汉字文化圈”是有共识的。

　　其实每一个汉字，都有这样丰富的文化内涵。看到汉字，就看到了文化；只要文化不绝，汉字就会永远向世界展现顽强的生命力。

古文“信”字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随着中国和世界的深度对话沟通，汉字也伴随着中华文化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。您如何看待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的交流和相互影响？

　　王素：汉字的发展史，也是其逐步走向周边乃至世界的过程。历史上，“汉字文化圈”的形成主要在汉唐时期，前后经历了八百年。当时作为东亚最为先进的国家，中国有着开放包容的胸襟，周边邻国乐于学习汉字文化和儒家思想。

　　汉字要想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，首先必须规范汉字，使之能与世界接轨。此前中国进行过两次汉字简化改革。应该如何简化才能保留汉字的象形性和表意性、保护汉字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顽强的生命力，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重要课题。

中国文字博物馆外景。中国文字博物馆供图

　　中国学术巨匠饶宗颐晚年写了一部书，名为《符号·初文与字母：汉字树》，很值得一读。他认为：汉字与拼音文字实际都源自陶文符号，后来分道扬镳，拼音文字向语言化发展，汉字向文字化发展。这带来“语、文分离”：语言化导致楔形文字死亡，拉丁文被架空亦死亡；文字化终使汉字发展壮大，成为一棵大树，枝叶葰茂，风华独绝。

　　汉字与拼音文字原本同源异流，在相互交流中相互影响，是文字发展不可抗拒的大趋势。日本是使用外来语最多的国家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使用外来语汇也越来越多。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。中国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，繁荣文化，发展经济，改善民生，增进中外互鉴，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“汉字文化圈”，再从“汉字文化圈”大步迈向“地球村”，应该为期不远了。(完)

　　受访者简介：

　　王素，中国著名历史学者、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。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、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。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”委员、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”成员、“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家委员会”委员、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”专家委员会委员，“点校本‘二十四史’及《清史稿》修订工程”修纂委员会委员。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和出土文献整理研究，参加或主持的出土文献整理图书有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《新中国出土墓志》《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》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》《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》等。个人出版专著18部，发表论文、书评、杂撰等400余篇。